技术与自由的最后问题，Peter Thiel 的世界模型

如果你只把 Peter Thiel 看成 PayPal 创始人、万亿美金 Palantir 创始人、Thiel Fellowship 创始人、Founders Found 创始人、Facebook 、SpaceX 第一位外部投资人、硅谷最神秘的亿万富翁，你会错过他最重要的部分。真正让 Thiel 罕见的，不是财富，也不是他投出的项目，而是他在过去三十年里做的同一件事，那就是用哲学、政治理论和技术路线，重新回答自由从哪里来、制度如何崩塌、未来还能否被创造这些原本属于国家级智库和文明史的问题。

硅谷里会写代码的人很多，会赚钱的人更多，但文科出身，能够一边读 Girard、Schmitt、Strauss，一边把思想直接铸进 PayPal、Palantir、Facebook、加密货币和 AI 时代结构中的人，几乎只有他一个。理解 Thiel，不是为了崇拜某个创业者，而是为了学会一套在大动荡时代仍能看到结构，看穿叙事，在动荡里判断和设计未来的可能性。

理解 Peter Thiel，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天生就带着哲学味道的创业者。真正的 Thiel 是一个不断被现实撞击、在裂缝中换镜头的人。他的思想不是一次成形的，而是经历了校园意识形态斗争、政治行动的无力、华尔街的冷漠、911 的震撼、全球秩序的失控预兆之后，被迫一步步向更深层走。他每一次思想跳跃，本质上都来自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相信的自由和秩序，在现实里并没有像教科书那样运作？更准确地说，他每一次转弯，都是在重算一遍未来的可能边界，发现原来的世界模型已经不够用，于是换一套新的模型，再拿它去下注和重写现实。

早年，Peter Thiel 在 Stanford 主修哲学（之后读了法学院），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尖子生，他相信辩论，相信制度改革，相信只要阳光足够多，思想能自由竞争，社会就会变得更自由。他和同伴办了《The Stanford Review》，公开挑战学校的意识形态政策，反对言论审查。他们写社论、打官司、公共辩论，用理性去打破校园的封闭气氛。在当时的美国大学，这是极其罕见的反叛行为。

他真心觉得民主和自由应该是同一条路上的伙伴。但现实很快告诉他不是这样。虽然赢下一些小战役，整体的方向却丝毫不动。他把这种体验比喻成一战的堑壕战，打得很累，但没有推进。他们改变不了结构，只能安慰同温层。这是 Thiel 的第一次教育。于是他在《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》中承认自由和民主开始分道扬镳了。

他的思想在这里产生了第一次裂缝。自由不靠投票实现；教育大众不会让他们更爱自由；在民主社会里，自由主义永远是少数人的声音。这一步让他放下政治理想主义，开始意识到，如果规则本身不支持自由，那么靠辩论没法改变什么。那一代美国精英曾经真的以为自由民主已经是历史的终点，而他在校园里的挫败感，其实是比别人更早发现这套历史终结叙事撑不住现实。

第二次裂缝发生在他离开校园之后。他去了华尔街，在 Sullivan & Cromwell 做律师、做衍生品交易。他以为市场至少是理性的，是自由的。但是他看到的市场，是由贪婪、恐惧和短期利益驱动的；看到的资本主义，不是人人向往的制度，而是大多数人怀疑甚至敌视的制度；看到的民主政治，不是保护自由，而是不断扩大国家的权力。他发现在政治里，没人关心自由；在市场里，没人关心长期秩序；在大众社会里，自由不是共识，是边缘价值。

这些体验彻底击碎了他年轻时代的两大信念：政治不是自由的路径，市场也不是。

走到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，真正让他放弃政治可以带来自由这个想法的，是 2009 年的金融危机。那场危机在他眼里，是一次标准的政治毁掉市场的示范。长期的政府兜底、补贴和干预制造了巨大的道德风险，而当系统崩溃时，大众的反应不是减少政府，而是要求政府再加码一次。这让他意识到，民主政治的逻辑不是自由，而是不断扩张的国家。

在 Thiel 的视角里，1920 年代以后几乎每一次民主的扩张，都意味着自由主义空间的缩小。这是他痛苦得出的结论：自由和民主已经不再兼容。在他眼里，如果任由这种路径慢慢拖下去，文明会在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失控里坠毁，所以技术加速对他来说不是乐观幻想，而更像是避免整体坠机的最后逃生舱。

既然政治救不了自由，那自由要从哪里来？他的答案是，从政治之外的地方来。自由的真正机会在技术，而不是制度改革。于是他提出三条技术逃离政治的道路。第一条是 Cyberspace：互联网可以创造新的世界，绕开国家结构。问题是，它太虚拟，逃离可能是想象的。第二条是 Outer space：太空是无限的自由，但技术太遥远。最后一条是 Seasteading（海上建国）：技术可行性比太空高，比互联网更真实，有可能真的创建新社会。

这三条路共同目标是，不在现有世界改革，而是在外部创造一个新世界，把技术当成新的治理结构，接管那些原本由制度承担但已经开始失效的功能。

在《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》的结尾，他说得更直接。未来是一场政治 vs 技术的生死赛跑。政治代表控制、集中和不断扩张的治理；技术代表去中心化、逃离和新的制度可能。未来会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专制，不取决于大众投票，而取决于少数能创造新结构的发明者。所以他提出一个清晰的方向，即自由主义者不要把生命耗在政治说服上，而要把时间投入到能改变结构的技术上。

在这套视角里，谁真正决定了未来，不是谁掌握麦克风，而是谁先看到结构往哪走，然后把自己的世界模型，用技术写进现实的底层架构里。这标志着他思想的第一次彻底断裂，也让他开始深入另一片领域：施密特、施特劳斯、Girard 这些更深的政治哲学家进入他的视野。他暂时没有公开讨论这些名字，但这套思想开始成为他理解世界的新地基，为他下一次思想跳跃准备了土壤。

接下来是决定性的911 。911 给他的震动不是恐惧，而是认识论的瓦解。他看到的不是恐怖袭击，而是现代秩序的逻辑破产。启蒙告诉我们，人会被理性、市场和科技驯化。但911 展示的是另一种人性，有信念、有武装、不怕死亡，不吃经济发展带来自由的这一套。

于是他写下《The Straussian Moment》，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现代世界为什么突然暴露了自己的脆弱。在这篇论文中，他先解释为什么 9/11 是一个真正的断点。过去西方世界一直靠一个大叙事安慰自己：人是理性的经济动物，只要持续发展、扩大贸易、增加援助，让大家变得更富裕、更有机会，自然会减少冲突。暴力会被增长慢慢吞没。这套叙事背后的哲学就是 Locke。既然人性难以把握，那就假设人主要追求财产安全和幸福；把宗教、终极价值这些会引发冲突的问题放进私人领域；国家只负责财产和交易规则，剩下交给市场。

但 9/11 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。真正能够改变世界走向的人，不是最穷的人，而是像本·拉登这样既富裕、又受过教育、又有宗教使命感的人。这些人不会因为 GDP 更高或消费更好就放下武器。这意味着，用经济利益换来和平的现代共识并不完整。人不是只有物质需求的动物。启蒙时代小心绕开的那些东西——信念、荣耀、牺牲、宗教能量、极端价值——都在这一刻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中心。

他用三位思想家的框架重新审视现代性：

第一种： Carl Schmitt。Schmitt 的核心观点很直接，也很危险。Schmitt 认为政治的本质不是程序，而是你把谁当成朋友，把谁当成敌人。自由主义相信冲突可以靠程序、规则、协商慢慢解决，但一旦遇到把冲突视为使命、甚至视为神意的对手，这种想象会瞬间破碎。你可以选择不谈终极价值，但不代表别人会放过你；你如果说我不和任何人作敌人，在现实里往往等于你已经在给敌人让路。

放到西方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场景里尤其刺耳。一边把这场冲突视为文明的决战、愿意为来世牺牲今生；另一边已经不太相信任何宏大叙事，只想把它当成一次反恐行动，对付几个极端分子。Schmitt 提醒我们，如果一方把这当成生死之战，而另一方只愿意有限动武、保持体面，那时间一拉长，后者要么输掉战争，要么被迫变成它最讨厌的样子。这是一种你要么输，要么失去自我的困局。

在今天，这种困局被技术放大成一个常态化的问题：一旦你承认有例外状态，就需要一整套算法和情报系统去管理哪里算例外，谁来划线，谁来监控，这正是他后来用 Palantir 去回应的那类问题。

第二种是 Leo Strauss，试图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不那么极端的路径。Strauss 做了两件关键的事。第一，他认为古典哲学家从来不天真，他们知道人性危险，只是把最刺耳的部分隐藏起来，只写给少数能读懂的人看（所谓秘写）。第二，他承认现代自由主义的好处，比如避免宗教战争、保障个人自由，但他也看到这种体面之所以能维持，是因为总有一块不被说出的阴影地带：情报系统、秘密行动、非常手段。

Strauss 的意思是，自由秩序的背面永远是力量。现代自由主义以为秩序靠程序维持，但真正维持秩序的，是它不愿公开承认的那部分权力结构。所以这些脏活必须存在，但最好不要上桌讲，它们需要一层隐秘的正当性来维持。

在 Thiel 的理解中，这像是给一个聪明、安静、但极其强大的帝国秩序找哲学基础。表面是联合国、议会、公开外交；背后真正保卫秩序的是情报机构、秘密协作、临界状态下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动。在这种理解下，写代码、设计基础设施的人，本质上正在承担一种新的秘写工作，他们把自己对秩序的判断悄悄写进技术系统里。Palantir 就是在这样的世界观下诞生的。

第三种是 René Girard，他看到的问题更深。秩序为什么能维持？因为社会总能找到一个替罪羊，把所有暴力集中到一个点，然后通过牺牲恢复短暂的稳定。Girard 的第一条洞见是，人是高度模仿的动物，我们不仅模仿行为，更模仿欲望。欲望越模仿越一致，竞争越激烈，最后会演变成人人和人人的全面冲突。

第二条洞见是：古代社会靠替罪羊来解决这种临界点。暴力快失控时，集体突然选中一个人或一群人，把他们当成万恶之源，杀掉或驱逐，秩序就暂时恢复；之后，这个受害者反而会被神圣化，神话和宗教仪式会不断重演这一牺牲，以维持一个稳定但带血的世界。而在今天，社交媒体、推荐算法、短视频和舆论平台成了新的模仿放大器，欲望、情绪和愤怒可以在几小时内全球同步，谁被推上去当替罪羊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掌控这些技术入口。

问题出在现代文明。犹太—基督教传统逐步把这一机制揭穿了。圣经告诉你，被杀的那位其实是无辜的。一旦人类集体意识到替罪羊是无辜的，这套古老的牺牲—神圣化—秩序的闭环就开始失效。暴力被揭穿了，但新的约束机制没有生出来。于是暴力越来越无界，不再区分前线/后方、军人/平民、自杀/他杀，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极端形态。

在 Girard 的视角里，自由主义的问题是看不到过去暴力的结构，保守主义的问题是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全面失控。当这两个盲点叠加，就会出现一种危险的未来。全球化把所有人卷在一起，技术把每个人的破坏力放大，旧式宗教的约束又在衰退，最终可能形成一个模仿 + 武装 + 无出口的暴力场，随时可能爆炸。

面对这种现实，Thiel 的落点变得非常微妙。他既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者，也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，而更像一个带着宗教意识的政治现实主义者。他走到最后承认三件事：只靠 Locke 式的市场和平不够；照着 Schmitt 做文明总动员会把自己也变成怪物；Strauss 那种上层秘写、下层干脏活的秩序，在核武和全球恐怖主义时代更危险；而 Girard 点出的真相最刺耳——人类文明一直靠暴力和替罪羊维持，而这套机制如今已经被现代性彻底揭穿。

在这种框架下，他给出的建议听起来平静，却很重。如果你是一个必须承担政治责任的人，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念，都要意识到，历史不会无限遮盖真相，每一个极端手段迟早都会被看穿。所以当你站在极限安全、暴力压制、长期正义的三角之间，只要情况并非绝对清晰，就应该尽可能向克制和和平倾斜，而不是往暴力那边再跨一步。

这是一种带着末日意识的冷静。他不是天真地否认力量，而是承认力量不可避免，但也知道每一次多用一点，都可能为未来的全面失控埋雷。你面对的不是一个静态世界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进入模仿 + 技术 + 极端暴力连锁反应的世界。你不仅为今天负责，也为那条随时可能被点燃的长链条负责。

这些思想在他心里重新组装，形成了他第二次思想跃迁。现代性不能保证自由；民主不能保证自由；市场不能保证自由；唯一可能重写权力结构的是技术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别人看 911 时看到的是恐怖主义，他看到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底层框架正在裂开。自由必须靠技术创造新的空间，而不是靠政治去修补旧空间。

很多人会觉得，读到这里 Thiel 一直在否定自由，却没有给出他心中理想自由社会的正面定义。但这恰恰不是遗漏，而是他的核心结论之一。Thiel 并不相信自由可以被设计成一张完整蓝图，更不相信能通过多数共识一次性规划出来。在他那里，理想的自由社会不是某种制度形态，而是一组持续成立的结构性条件：世界里必须不断出现新的可逃离空间，允许少数人绕开旧规则、建立新结构。

自由不是人人平等分配的权利，而是少数人真实可行的选项；不是靠程序、宪法或投票保障，而是来自对关键结构的掌控，比如货币、身份、空间、安全与技术底层；也不追求稳定的终态，而是一个多中心、未完成、甚至不稳定的系统，只要不同规则、不同实验还能并行生长，自由就还活着。一旦所有人被锁进同一套叙事和系统里，哪怕它看起来再文明，自由也已经消失。正因为如此，Peter Thiel更关心自由还能从哪里长出来，而不是它最终应该长成什么样。

从这个角度重新看他的一生，你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方向。那就是如果自由不能靠旧秩序保障，那就必须在旧秩序之外建一个新的。所以他做的每一次选择，本质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，用技术逃离旧结构，用创新替代政治，用新秩序回应旧秩序的失效。

• 政治理论 → PayPal（货币自由）

• 身份哲学 → Facebook（全球身份网络）

• 逃离国家结构 → Seasteading（新社会实验）

• 秩序维护 → Palantir（国家能力）

• 未来赌注 → AI、SpaceX（文明的下一跳）

他做的每件事都在回应前面的思想问题：如何在旧秩序之外创造新秩序？如何用技术重新设计自由的结构？如何让少数人的创新能力对抗多数人的政治逻辑？这些公司表面上在不同赛道，背后共同押的是同一个判断，那就是在文明冲突、制度退化、叙事失效的时代，货币、身份、空间、安全和未来故事都会被技术重新编排，谁先完成这轮重写，谁就是下一轮秩序的起点。

《从零到一》就是这套哲学的创业版。他把构建新秩序换成0 到 1，把权力结构换成垄断护城河，把文明创新换成技术创新。他说创业，但他说的其实是文明。他说创业，其实说的是文明构建。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的启发也非常清晰。思想不是在稳定世界里长出来的，而是在断裂里被迫出现的。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出现这种思想，不是因为不聪明，而是因为没有经历足够大的世界冲击，也缺乏对这些冲击的深度剖析能力。

Thiel 的思想形成需要三个力量同时出现：世界不断击碎他的旧框架；他能不断构建新框架；他敢把框架变成现实结构，而不是停在思考里。他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他拥有看懂世界与重写世界的双重能力。他不是在思考，而是在行动中迭代自己的世界模型。

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聪明、勤奋，但缺的是思想框架和看穿表象的能力。我们看到的是就业、GPA、实习、升学，很少有人看到制度裂缝、技术杠杆、秩序变化的方向。缺乏世界模型，就会被系统吸干；拥有世界模型，才可能变成系统的重写者。我们需要更早意识到制度解释不了现实；要习惯看到结构性的断裂；要在真实市场里观察权力与秩序的流向，而不是盯着现象。把思想变成行动，把模型写进产品，在失败里生成下一版理解。

对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人来说，最现实的练习不是去背这些名字，而是每遇到一次解释不了的现实，都先停下来自问一句，是这个世界变了，还是我的世界模型已经过期了。然后用一个小项目、一段代码、一次产品尝试，把更新后的模型丢进真实世界测试，这就是你自己的从零到一。

Thiel 最终给我们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个方向。思想不是观点，是结构。自由不是态度，是空间。行动不是执行，是创造新的秩序。创业不是项目，是重新设计世界的方式。而技术，是年轻人唯一能真正掌握的杠杆。

Thiel 的思想轨迹，不是哲学史，而是一个年轻人不断直面现实裂口的过程。从不满，到洞察，到创造。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他始终把思想推向现实。改变世界不靠争论，不靠情绪，而是创造一种别人无法忽视的新结构。

而新结构最容易从哪里开始？从技术，从年轻人，从还没有被旧世界驯化的一代开始。

这也是我今天做的事。